范佩、龙小农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本文试图从传播理念、总体战略到主次要行为体、传播内容，再到项目具体支撑条件，对国内相关学者对“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梳理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需要理念和战略来引领，需要具体传播策略来实践，未来“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研究需要强化并拓展这两个层次的内容和方式。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持久的系统性工程，其对外传播工作也需要系统性筹划。从目前关于具体传播策略的研究文献主要为论文，也包括少量报告中的专题。虽然学者们都在探讨“一带一路”的媒体对外传播战略，但各自选取的角度也不相同。本文试图从传播理念、总体战略到主次要行为体、传播内容，再到项目具体支撑条件，对国内相关学者对“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以便为未来的深入研究寻找历史路径、强化问题意识。

一、传播理念与战略研究

作为一项系统性地传播行为，要想赢得沿线国家民众、舆论的支持，使“一带一路”倡议长久地进行，就必须有一以贯之、具有普世价值的传播理念和高瞻远瞩的总体战略。围绕这个问题，国内有关学者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此进行过相关探讨。

余潇枫，张泰琦就提出了一个富有中国思想内涵的价值范式：和合主义。和合主义强调承认差异性的相互包容，以“不同”之“和”达成“大同”之“天下”。“一带一路”倡议所要打造的国际治理空间跨文明、跨语言、跨宗教，因此利用和合主义构建“国家间认同”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贯彻“和合主义”就是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以“利益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责任共同体”建构“相互责任主权”的国家间认同，同时以“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共同分享“大平台”利益、共同体现“大合作”精神、共同创建“大家庭”命运。[1]王志民则提出在全球治理的理念下力争形成“丝路新秩序”。他认为“丝路新秩序”的大致思路和总体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丝路秩序”以“五通三同”新理念为引领。其二，“丝路秩序”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其三，“丝路秩序”倡导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其四，“丝路秩序”体现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其五，“丝路新秩序”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和补充。“丝路新秩序”并不是要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对其补充和完善。其六，建立“丝路新秩序”的国际机制，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2]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战略，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阐述。隗斌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一带一路”倡议要与国家“一带一路”整体规划、“十三五”发展规划相衔接；二是要将单向传播与双向互动、官方与民间、地方与中央，以及多种媒体、平台相结合。三是要突出重点带动，实施在地化传播与交流合作战略，可采用“蛙跳式”策略实现重点突破，以点带线。并且有所侧重地选择交流传播支点国家或地区，在进行培育扶持的基础上示范推广、辐射相关国家。传播内容上，应推动创意研发、投融资与市场交易、遗产保护与利用、贸易与资源配送等文化传播服务平台建设和拓展教育、科技、旅游、医药医疗、公益慈善、学术往来、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安全等人文传播与交流合作新领域。[3]刘娜，朱东仪则具体提出要以纪录片为先行，重塑“丝绸之路”文化符号；以电视剧为突破，塑造民族审美文化新形象。在内容上，要找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共享性和共通性的题材如生态、地理或饮食题材等。传播上，要充分借助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善用国外社交媒体平台。除此之外，还需要合作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再分配。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着力点应在于发展新媒体。[4]

张昆提出“传播先行，实现民心相通”是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实施的国家传播战略，重点阐述民心相通之于丝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实现民心相通，必须将信息传播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要通过传播先行、整合传播、在地化传播、差异化传播等传播策略来解决民心相通的问题，增进各国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从而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5]

二、传播主体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对外传播的重点之一，其传播主体自然首先是国家。但现实中，也正是因为国家参与度过高，导致了一些问题。多位学者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中，除了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主体外，还要有更多次国家行为体如省市级政府、民族地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应发挥作用。

刘宗媛就跳出现阶段以国家层面为研究单位的藩篱，从次国家行为者的角度，分析次国家行为者与国家行为者在推进欧亚大陆跨区域融通进程中的关系。她将次国家行为者（subnationalactors）定义为非中央政府的省市级地方性行政单位、企业或其他组织。次国家行为者进行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在符合国家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自主进行内外发展规划，而非依靠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她以重庆市政府为例，重庆市政府为了渝新欧铁路的贯通做了大量的组织、协商工作，在铁路开通之后，重庆所得到的国际关注大大提高。[6]这说明中国地方省市级行为主体可以成为落实“复兴丝绸之路”的更直接有效的催化剂，而目前这一级主体却被学者和政论家所忽略，需要引起注意。在“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中，既要有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又要有各省各市具体而微的形象。现有研究很多谈到地方城市在对外传播中的位置，认为城市的宣传要紧紧结合自身特色。不仅要开发传统文化，也要跟上潮流文化，要集专家调研，提出特色文化符号，树立自身的流行文化品牌。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相关传播内容的正确译介，并发挥新兴媒体的传播作用。[7]

在众多地方省市中，民族地区城市又是重中之重。柳建文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族地区有地缘人文、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优势，值得重视。但由于城镇化发展滞后，民族地区城市群发育不足，以及开展境外经济活动民族地区可能面临着国际性的社会政治风险等，民族地区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有待发掘。因此，他认为民族地区首先要加强区域合作，建立一带一路省区之间的协作机制。同时应该加强地方城镇化发展，加强与一带一路战略之间的衔接与配合，促进边境口岸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为了防范社会政治风险，民族地区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合作。[8]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持有不同的意见，国家在对外传播中的声音太大，反而会让外国误解为政治性太强，这时更需要引入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柳建文提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即中国的国际区域合作遭到许多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干扰和阻挠。非政府组织的干扰有国内、国际双重原因。在国内层面，非政府组织发起抗争活动所在国，政府往往执政能力不足。中国常常参与的资源开发项目中当地原住民的边缘化，快速的民主化转型导致泛滥的民粹主义，以及国家发展中的经济民族主义相混杂，成为非政府组织赖以动员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际层面，部分非政府组织也成为西方国家遏制和削弱中国的棋子。因此，在区域合作中，中国要转变过度依赖政府间关系，而更要重视非政府层面的联系。[9]利用本国的非政府组织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抗衡、合作，可能比政府出面效果更好，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强化。

三、传播内容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中，传播什么内容可以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在“一带一路”提出四年之际，其对外传播已经有相当丰硕的成果。

《“一带一路”环球行动报告（2016）》就全面记录了2015年全年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行动成果。中国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行动数据主要从该书中的“社会反响篇”获得。总体来看，2015年中国媒体界对“一带一路”保持了高度关注，尤其是通过报刊、电台、网络以及“双微”等多媒体平台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报道。据统计，2015年“一带一路”相关电视纪录片和报道共12个，目前大多都已呈现给观众。人民网、新华网等专设网络媒体专栏有4个。10大智库中，无界智库由无界传媒发起，为国家对外宣传三大平台之一；凤凰国际智库由凤凰网集中优势资源打造。17场主题论坛中，由媒体主办的论坛就有3个，分别是“一带一路”世界华文传媒经济论坛、“一带一路”文化融合论坛、“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此外，学术研究、图书出版、相关会议以及主题博览会、展览会、电影节、艺术节等的数量也都在2015年得到了极大的增长。[10]这本书中总结的行动成果，是“一带一路”初期建设的重要收获，对于“一带一路”的后期建设有极大指导性意义。

在先期成果获得肯定之后，后来者如何更好地传播就成了重要的研究问题。邢光远、汪应洛提出可利用教科文交流合作消除国家之间的文化隔阂，促进发展共识。教育先行就是要发挥“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平台作用，促进国家之间教育的沟通与合作。科技先行就是以技术合作为核心，以项目共研为抓手，以实体共建为平台，聚焦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关注的具有实践和战略意义的发展问题，通过联合科技论坛、协同创新、共建研究中心等合作共赢模式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助力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工程。文化先行就是以风俗研究为先导，以语言学习为纽带，以民俗互动、艺术交流和思想文化碰撞为主体，了解沿线国家社会民生诉求，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科教互动提供文化价值指引。[11]

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图书与电影、纪录片等影视的对外传播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果———2015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中，黄会林等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受访者作为人口变量进行问卷调研。根据报告，“一带一路”战略区域受访者对中国电影总体接触状况不佳。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中国电影不感兴趣，近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电影多少有一点接触。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传播乏力、影响非常有限。他们认为，国家、民族、语系等的复杂差异，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文化障碍、习俗障碍、价值观障碍、审美障碍等，均会导致“文化折扣”。因此，在“一带一路”中对外传播中，中国电影应将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相结合，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方式相结合。在电影的对外交流中，字幕的作用不可小觑，字幕翻译难懂，就会阻碍受访者对中国电影的效接受，因此需从国家层面提升中国电影的译制水平。此外根据数据显示，喜剧片、宗教片在南亚最受欢迎，剧情片在东南亚最受欢迎，纪录片在西亚北非最受欢迎，恐怖片在东北亚最受欢迎。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中，也应根据当地民众喜爱的类型进行针对性传播。[12]

在电影之外，也有论者讨论了出版业对外传播的问题。樊程旭、刘莹晨对中国政府推动新闻出版走出去的一号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分析。“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从2009年实施起，至今已同国内外423家（累计）出版社签订了840项资助协议，涉及3000余种图书，33个语种。截至2015年12月15日，已有570种受“经典中国”资助的各文版图书在国外出版。可以说丰富了国际图书市场上中国主题图书的种类，推动了国内一大批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出版，使中国主题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就“经典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版权输出数量来说，逐年呈递增趋势，2013年达到峰值，共376项，占当年的72%。2014年共291项，占当年的80%。尤其是这两年输出到阿拉伯国家的图书数量激增，这表明2013年以来，“经典中国”加大了中国图书走向“一带一路”及周边国家的资助力度，同时也说明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化有兴趣，这一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就资助种类而言，从“经典中国”资助的已出版图书数据看，涉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版权输出的图书共325种，文学、历史、文化、社科位居前四，占比较大。其余如宗教哲学、科技、考古、教学等图书偏少，占比均在1%至5%之间。从资助机构情况来说，从“经典中国”历年数据来看，借助“经典中国”在“一带一路”及周边国家从事版权输出的中国出版社主要有中华书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五洲传播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入选的项目数量相当。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出版社多对英、法、德等语种的版权输出贡献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贡献小，而且参与到“经典中国”的高校出版社也相当有限，仅4家。“经典中国”未来还可以进一步鼓励高校出版社积极参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13]

姚宝权则补充性地分析了出版事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劣势。目前，出版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三缺乏”，缺乏系统而长远规划的国家政策，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强大风险应对能力的龙头企业，缺乏“跨文化”写作的作者群体和翻译人才。但优势是拥有庞大的市场和稳定的双边、多边贸易关系，并且市场与作者群也相应地扩大。具体而言，政府和出版企业可以通过联合设立出版研究基金的方式，推动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文化、民族风情等的全方位研究，通过各种形式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同时整合企业优势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出版企业集团。出版物则要在形式、内容上有所创新。资本可以直接并购当地出版社，聘用当地的作者、编辑，通过当地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等，减少流通过程，节约出版成本，同时减少当地政府审查环节中不必要的麻烦。以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科技类图书作为走出去的突破口。出版企业还可以通过设立系列基金的形式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淡化出版企业的利益印象。[14]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符号也灿若繁星。在“一带一路”的传播过程中，如何对特色文化进行传播，也值得研究。目前可以看到，学者们关注到了中华武术文化、中医药文化、皮影文化等特色文化。武术是中国对外的一大文化符号，张开娟等就总结了武术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具体途径：一是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并举；二是将武术简单化、标准化、产品化；三是对武术进行文化创新，合理将武术进行推销；四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政策下的人才流动。[15]徐金龙、朱娅阳提出了端午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策略。首先，在国内增强民族认同感，促使端午文化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其次，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强化文化共通点，融合当地文化元素。并且可加强区域文化合作，塑造端午文化品牌。新兴科技手段可用来建立端午文化资源数据库。在“一带一路”政策优势下，扩大端午文化的国际宣传。[16]

中国的特色文化中，不能忽略的便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民族文化。学界关于如何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多有论述。比如说，有人认为要重视少数民族省市文化的传播。以西藏为例，西藏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处西南边疆，联通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与南亚诸国在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既要利用这种相似的文化内容进行传播，也要注重传播西藏特色的造型文化、音乐、舞蹈、藏医藏药等特色文化。并且可将“一带一路”与传统的“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联系在一起做文章。[17]与此相对应的是，王文权、于凤静注意到学者们对于“一带一路”中民族地区的论述较多集中在陆路的跨境民族，对海路的跨境民族重视不够。该文认为，构建和开拓“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路，重视、研究海上丝路的民族民众，其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希望对民族受众要有精确的定位。即使对海外华人华侨，也要做到合理的受众细分。[18]

王文权还具体地提出，在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民族化叙述，即要挖掘海洋文化中少数民族丰富生动的语言和故事。首先是要讲述少数民族受众对海洋生活各个方面的真实体验，增加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丰富性与可感性。其次是要避免灌输抽象的理论、概念和意识，而要注重生动的故事、丰富的细节、曲折的人物经历等形象化的传播。该文也提到大众传播再次过程中可传播的内容，比如说可以积极关注海洋气象、海洋资源、海洋安全、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旅游、海洋艺术、休闲渔业等亲海、近海等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信息，用鲜活的故事感染全球受众。[19]

四、传播技术、人才、组织等支撑力量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过程中，不能缺少技术、人才和各类组织的支撑性作用，他们才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力量。

融媒技术是目前的节目实践中应用最多的。广播电视台利用丰厚的经济实力、专业的技术人才与设备，同时在宣发上注重运用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力量，保证节目顺利拍摄并取得大量关注。新媒体时代，通过社交媒体、移动手机端等新兴媒体传播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传播途径。谢红以宁夏卫视的节目《解码一带一路》为例，探讨新媒体在对外传播的应用。首先，充分开发新媒体时代多种传播渠道，覆盖移动平台、视频网站和搜索引擎。节目进行过程中，官方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同时推送图文信息，获得所在国大使馆、当地华文媒体大量转发。同时也尝试直播、弹幕等新形式。并且充分利用节目视频，将其剪成短片，再次投放，获得更多点击量。[20]

在具体的节目应用之外，大数据技术也为“数字丝路”的创建提供了可能。《“一带一路”的空间观测与“数字丝路”构建》提出要基于天基、空基、地基的多源海量数据并利用模拟手段来认识“一带一路”，即构建“数字丝路”。“数字丝路”是一个巨型的数据、信息系统，将汇聚与表征与地球和空间相关的数据与信息，是一个数字化的虚拟系统，可以对复杂地学过程与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可重构的系统仿真与决策支持。在此基础上，该文建议要建设“一带一路”空间大数据中心，建立空间大数据共享服务系统和建立空间大数据密集计算平台。[21]“数字丝路”的构建为“一带一路”整体对外传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空间跨越多民族、多语言、多文明，在巨大的差异之中仍要进行交流沟通，需要海量的相关人才进行支撑。“一带一路”既有经济性，也有政治性和文化性，因此对于各领域人才的需求都极旺盛，但目前看来，优质的人才缺口仍很大。在“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中，学者们主要提及的是传播人才和语言人才。金勇等认为，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存在语言能力薄弱、高端人才缺乏、因应环境不力等问题。一流国际传播人才并不是“新闻”和“语言”的简单叠加，更不是“语言”或“新闻传播”的单打独斗。因此，该文提出“四轮驱动”机制，从外国语言功底、新闻传播业务、国际格局视野和文学底蕴积淀四个方面打造一流国际传播人才的策略。[22]在语言人才培养问题之外，赵世举提出了更大的设想，即构建系统的、完善的语言服务体系。语言服务体系包括语言使用服务、语言人才服务、语言资源与平台服务、语言技术服务、应急语言服务、语言咨询服务等领域。语言使用服务主要着眼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语言服务。语言人才服务包括专门语言人才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语言人才的培养、调度、继续教育等服务。语言资源与平台服务就是提供如语言知识库、语料库、语言信息库、在线翻译（语联网）等服务。语言技术服务提供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软件开发、语言情报分析等服务。应急语言服务，即为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救援提供语言服务。语言咨询服务，即提供各种语言策划、企业及产品命名等服务。[23]

张日培则从全球的角度，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语言规划。这部分的研究包括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研究；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研究；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研究；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等。[24]目前的语言人才主要从事的仍是翻译工作，王晨佳认为，对外传播工作中的译者需要灵活调整“向读者靠拢”和“向原文靠拢”的关系，在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环境中不断碰撞、沟通、对话，促成文化之间的良好沟通。[25]

组织层面的支持力量主要指的是传媒机构。媒体是“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的传声筒，是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部门。但由于一国媒体的力量有限，“一带一路”倡议想要达到民心相通，不同国家之间的媒体合作是题中要义。《全球治理视阈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理论、框架与路径》将媒介合作参与的主体分为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与媒介组织。从国家层面来说，主要还是宏观的战略引导和支持，而地方政府则提供具体的法规和政策规制。媒介组织则是更为具体的涉及人员合作、内容交换传播的合作机制、协议以及职业标准等。在绩效评估上，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评价指标主要看相关规制的透明度和双方的媒介合作频率。而媒介组织，则要相对复杂。既要考察人才互换、内容共享的频次，又要评估媒介成果的质量、数量、形式、话语以及受众的接受程度。[26]

五、具体案例研究

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过程不能想当然，更多地是依靠实际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不少论文以具体的媒体栏目或节目为例，探讨媒体对外传播过程的得与失。中国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初期实践多体现在节目上。除了新闻媒体设立专栏、增设专题报道板块外，有很多广播电视台也策划了多档大型跨国体验式报道。由于这类报道跨越国境，深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地考察，对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有着重要意义。

徐小兰等以陕西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的大型人文历史穿越全媒体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为研究案例，认为民心相通的基础是人文价值观念的传播。因此，“一带一路”的媒体对外传播要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播方法上，要注意媒介融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形态的优势，尤其是新媒体。在传播内容上，则要努力贴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关切，以提升公信力的方式，达到“你说—他听—他信”的效果。[27]大型跨国体验式报道多由“一带一路”涉及的各地方省份媒体策划，往往体现出多媒体融合的传播特征。俞虹、许多多以央视节目《一带一路》为例，分析其节目的特色。节目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以沿途城市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为载体，记录当地居民的生活故事，展现丝路文明的脉络。主线明晰，支线迂回，且有强大的叙事链。该文将其优点总结为：依托人物，视点多元，形成多样化叙述。精简旁白，释放人物叙述空间。诉诸情感，采用第一人称视点。真实呈现，丰富节目语态。以小见大，主题深化，讲好中国故事。[28]这些都是具体节目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是后来者的重要借鉴。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从传播理念、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到传播技术人才等支撑力量，都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传播什么和怎么传播是研究主题。不足之处在于，相关研究少见对于传播效果的验证，也就是缺乏实际成功的案例加以实证，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总体研究数量仍偏少、不够体系化，与“一带一路”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合。

除学术性较强的研究之外，部分研究成果对具体的节目实践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可以说，中国的传媒行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先期尝试，但对于这些尝试的效果评估研究并没有及时跟上。在中央和地方媒体策划的多档节目中，大型体验式报道是主流方式。尽管有多篇论著介绍了这些节目背后的经验、教训，为后来人提供借鉴，但也同样缺乏效果评估，也就无法真正地看出这些节目在传播上的效用。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需要理念和战略来引领，需要具体传播策略来实践，这是“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研究需要强化并拓展的。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Foreign Communic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Fan Pei, Long Xiaono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thesis attempts to tease out and analyze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concept, the overall strategy,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actors,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the specific support conditions of the project. It fou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ed to be led by the core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and practic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these two level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expand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munication Content, Communication Subject, Communication Support